同样，正当程序是抽象权利，隐私权和被告沉默权，则是从这项抽象权利衍生出来的具体权利。
再如，当人们解释"暴君"概念时，就会应用到具体的君王，如古罗马的尼禄和古代中国的殷纣王等。但是，自然科学具有述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它与精神科学之间，存在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
伽达默尔没有提供例子。伽达默尔认为，与权威一样，传统也包含理性，但理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实在，而是处在变化的历史关系中。但在实践中，它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如最高法院在未经审理的情况下，就对如何解决某个案件提出"批复"意见，倘若该案处在初审阶段，有关下级法院遵守这种意见，该案的上诉就变得没有意义。第一，人类生活在语言之中，"一切认识和陈述的对象总是已被语言的世界视域所包围"。如上文所述，海德格尔揭示了语言的本体论性质，并指出了语言与解释的内在联系。
"谁想理解，谁就准备让文本告诉他什么"。但根据2008新修正的宪法第41-1条款，某项法律即便生效，宪法委员会仍然有权应当事人的请求，事后进行立法审查，并可以确认该法违宪无效。" 法律共同体的同伴，在相互承认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可以相互赋予基本的权利，然后把基本权利加以制度化，通过宪法的形式予以确认和宣布。
如系后者，谈论人权的普遍性才富有意义。在霍布斯的方案中，人们只能在无序的"自然状态"与专制的政治"利维坦"之间进行两难选择，相比之下，后者优于前者。这三项权利大体等于自由主义所说的"前政治"的"公民权利（civil rights）。现代的宪政国家虽然也是一种法律共同体，但是与一般法律共同体不同的是，在这种法律共同体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其他权利获得了国家法律的确认和体制化的保障。
由此，"宪法"应包含着普遍的人权精神和原则。在他看来，这样的法律不会与人权相冲突，因为没有人在运用其公民自主权时会同意那些不利于私人自主的法律。
第二类权利属于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权，即共和主义所看重的公共自主权。对于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这显然需要一个过程和一定的时间。从权利发生学的角度，哈贝马斯的权利体系巧妙地囊括了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权利要素。这样，相互承认的政治文化、彼此互赋的基本权利以及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宪法就实现了三位一体的互动同构。
如果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论，把权利的合法性置于公民的主体间性，权利的赋予、发展和保护依靠公民积极参与的民主立法过程，就可以走出上述的困局。按照哈贝马斯的思路，从民主立法过程中产生的权利一旦具有了法律的性质，不但会具有规范的有效性，而且会具有事实的强制性。换言之，人们只有实际享有并行使政治参与权，才能使前三项权利得到合法之法的保障。其次，以往的政治理论和法哲学要么强调私人自主，要么强调公共自主。
所谓"世界内政"就是建立"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从人类整体的治理模式上来协调民族国家的关系和治理世界社会。"对于自由主义的法学史学家来说，真正的挑战不在于私法，而在于公法，在公法中，不是日尔曼法与罗马法冲突，而是历史法与自然法彼此冲突。
在哈贝马斯看来，消极的私人自主是不可取的，公民只有通过积极行使政治参与权，才能在作为法律的承受者的同时，也成为法律的创制者。如果能够把基本权利植根于交往理性的商谈，那么，法律共同体成员之间横向相互赋予权利的说法就可以获得现实的基础，并可以得到生活在不同社会中和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更为广泛的承认。
有鉴于此，哈贝马斯特别看重非建制化公共领域在权利赋予和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康德关于权利与法律关系的思路之所以在十分接近正确答案时却误入歧途，是因为他没有能够把主观权利和客观法的关系置于公民主体的互动关系中，也没有能够把两者统一于民主立法的程序中，而是将它们置于理性的"绝对命令"这种生硬的终极权威之下。从交往行为的视角来看，主观权利与客观法同源同根，它们都源于主体之间的协商和沟通、彼此的承认与理解。"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自然会引起人们对文化、语言、历史和人种同质性的联想。但是，在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时代，全球性风险与日俱增，人权危机也频繁发生，因而"国家的外部主权，不管如何论证，在今天都已经过时了"。"国家公民身份和世界公民身份构成一个连续统，这个连续统现在至少已经显露出轮廓了。
在以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国家中，基本权利被认为是个人的"自然权利"，为个人与生俱来地享有和保留，因而议会在确认和发展权利方面很少作为，权利的确认和发展主要凭赖个人诉诸司法的渠道来单独地争取。按照他的设想，这种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的构建逻辑，应类似于作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构建过程，也类似于作为跨国家政治共同体的"欧盟联邦"的构建过程。
他认为，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列举了以下与理性具有天然和谐关系的趋势：（1）共和制的和平天性。第三，哈贝马斯权利理论的一个突出特色是主张权利与法律同构，其中尤其是基本人权与宪法同构。
" 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的成就在于，它以独特的方式解决了以下问题：首先是以民族或民族精神为现代社会提供了集体认同形式，随后为现代多元社会和不同文化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容器"，使得现代社会在新的合法化形态的基础上，实现更加抽象的新型社会整合形式，在陌生人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合作与团结关系。（2）享有主权的地域国家。
为了向世界大同政治共同体迈进，把国际关系变成"世界内政"，他提议首先对联合国进行重大改革。根据哈贝马斯的分析，道德向度的人权有益于所有人，而伦理向度的权利只是有益于部分人，因而前者包容了后者，后者应与前者保持一致。他认为，这种政治共同体的建立需要在三个方面达成共识：（1）形成一种所有成员都能够分享的历史意识，即各个国家虽然发展不同步，但依然可以和平共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进程，政治考量的权利应逐渐转变成为法律性质的权利，集体性的宏观权利应具体化为个体可独立享有的权利，整体的发展权应落实为公民个体可实际享有的权利。
前者认为主观权利具有道德基础，优位于国家的政治立法。这样，源于私人领域的主观权利与来自公共领域的客观法就可以获得共同的基础，不至于彼此对立起来。
按照激进国际人权保护的理论，对于任何国家侵犯人权的行为，国际社会都有权进行干预，甚至在国际社会和联合国不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个别国家也可以基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道义直接进行干预，美国的许多人就坚持这种主张，并且在许多情况下采取了单边主义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他坚持横向产生的权利应随即被建制化，即得到宪政体制的确认和支持，从而将个人的人权与国家主权联结起来。
因为在现代社会，道德的形而上学根基已被颠覆，它本身需要被置于理性的天平上进行重新评估，只有通过理性商谈的检验，道德规范的普遍性才能得以证成。哈贝马斯指出，在德国的法学理论中，从萨维尼开始到凯尔森的论述中，关于主观权利的合法性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
（3）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管理的国家。这种传统也许与德国哲学主观与客观的二元思维范式密切关联。这样，他就把公共领域的范围扩大到生活世界，使之包括私人联合起来所组成的公共空间，由此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得以联结起来，主观权利也得以与客观法联结起来。实际上，哈贝马斯虽然避免使用"世界政府"的表述，但是他所勾画的联合国已经具有了"人类合众国"或"世界联邦"的雏形。
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将两者内在关联起来，才能摆脱上述两种进路的缺陷。在欧洲，德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自从民族国家的形成以来，主张民族同质性的观点自然大有人在，且一直弦歌不辍。
这样，通过私人自主为公共自主提供基础，而通过公共自主转而实现私人自主，使两者之间处于一种交往互动和良性循环过程。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权利需要改进、发展和完善，只要诉诸交往自由和通过民主参与过程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意愿。
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具有可普遍化的权利才是基本权利，这些基本权利是基本人权的核心。由于卢梭的思路更接近共和主义对人权与人民主权的理解，因而在他的理论中，以宏观人民主体取代了具体的个人主体，以公笼统的公共自主取代了具有差异的私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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